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。当天拂晓，陈如日在天地坛正街十九号的家中被俘。
当俘虏，在陈如日生平是第一次，但当时他并没有感到恐怖。因为他常听被俘虏释放回来的人说，有优待俘虏的政策。另外，他本身也做好了等着被俘的准备。
在太原解放的前几天，陈如日、绥署政工处处长张世明、秘书主任赵连登等人在一起讨论太原的形势。
陈如日直言不讳：“守是守不住。进了城，我只有当俘虏！”赵连登同意陈如日的说法，也认为守不住。
张世明不甘心：“我看，在保卫太原战役中，咱们那些飞机，总要显一显身手！”
4月27日，陈如日被带到榆次城里一个大院，在那里他看到了不少熟人。有绥署参谋长、太原警备司令、十九军军长、三十三军军长等等。
晚上开饭时，的一位干部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这几天尽给大家喝小米粥了！我们没料到太原解放得这么快，一切都来不及准备！”陈如日嘴上嘀咕着：这是杀人诛心啊！妥妥地夸了自己，贬了我们。
28日，一位工作人员宣布：“为了大家的安全，请各位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，放在自己跟前，让我们一起看看！”
过去，陈如日有抽的恶习，1941年已经戒了。太原被围后，在闲极无聊中，他又重新抽起来了。
由于事先有准备，陈如日怕被俘后支撑不住，所以配好一盒药丸带在身上。这时，听到宣布，他的心瞬间悬了起来！
拿出来，怕被没收去；不拿出来，被搜出来更丢人。最后下了狠心才拿出来。工作人员问我是什么药？我说是顶瘾药。药丸被没收去，那一阵是真难受，两三天内我天天流泪、打喷嚏，四肢无力，没有很好的方法，又不敢去讨回药丸。坚持了几天，没发生其他现象，想不到从此去了一大害。
过了大约1个月，陈如日被押到了河北永年县。永年过去被称为“广平府”，在此地设立了一个俘虏营，名叫“官教导团”，简称“军教团”。所有郑州、安阳、清风店以及山西榆次、忻县和太原，上校级以上的俘虏，都集中到此地。据陈如日回忆：城外三面是水，只有南门通陆地。
在永年的生活改善不少。平日主食是小米干饭，顿顿有菜吃，星期日还吃一顿馒头荤菜。此外，每人还能领到棉被一床。陈如日把别人给他的一条旧棉裤，拆洗过后改做成了一条褥子。
8月份，军教团即开始释放战俘。一般军官和团主任以下的政工，这一次都被释放回家。自此，军教团的人数仅剩下了150多人，于是，改名成了“军教队”。
9月底，军教队由永年搬到北京，住在了广安门外大街九十七号。到北京的第3天，正是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
事前，领导抓紧时间，在广安门大街装上广播喇叭，让陈如日等人亲耳听到毛主席在城楼上庄严宣布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”的声音。后来，陈如日回忆这一天时，他兴奋地说道：“当听到毛主席洪亮的声音时，我感到全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！”
接着，领导在广安门大街包了一家澡堂，陈如日他们每周可以去洗一次澡。那家澡堂门上的“泳来澡堂”四个字，引起了陈如日的注意。他本是一个满脑迷信思想的人，在太原听说往永年搬时，他心想着：有个“永”字，看来我们的问题，短时期难以解决。当下一看，澡堂名叫“泳来”，又是一愣，“泳来，永来”，看来还要常来哩！
国庆节过后，陈如日开始了正式改造生活。每天上午学习4小时，下午劳动4小时。就这样，不觉已到了年底。新年到了，会餐、出墙报、演节目，令陈如日他们高兴的事全来了。每个环节都搞得很有趣快乐，陈如日等人大有“此间乐，不思家”之感……
与陈如日一样积极参加改造的战犯占多数，但也有一些害群之马。一直以来，党对战犯的改造，是宽大和，二者不可偏废。光有宽大没有，战犯慢慢地就会变得无法无天，到那时，还怎么谈改造？
因而对继续犯罪、带着“花岗岩脑袋”的，必须坚决。对于能够迷途知返的，必须给予帮助。
比如说，的刘、罗两位军长，反革命，无恶不作。被俘后在学习中，发言乱扯，骂人骂党，拒不交代历史罪行。还曾用金戒指妄想买通倒粪的农民给他们送反动信件，被领导查获，继而两度爬上围墙，妄图逃跑。这二人当即被抓回，送交他们所欠血债最多的地方政府，就地，以平民愤。
的另一位周姓军官，在监狱学习中，因想念在台湾的亲属，经常发火，吵架骂人，时刻想着逃跑。一天夜里，周某一人在院中大喊大叫：“大门打开啦，赶快跑呀，冲呀。”连喊几遍，被警卫鸣枪击伤。
还有一位王姓军官，在学习改造中，耍花招，鬼点子特别多，欺骗领导，拒不交代历史罪行。此人动辄吵闹，说怪话，写反动诗文，为此，领导经常教育他。据说，他写的检讨报告放在桌上就有8寸之高，但其始终不改。后来，他患病，还被送往大型医院治疗，但他痊愈后返回途中，偷摸地寄投了两封反动信件，被领导查获，逮捕送往法院审判。
再就是一位李姓的要员，曾在自己帽子里写有“血海深仇”四个大字，故意让别人看到，妄图挑拨其他人反改造。后来，此人又在厕所的墙上偷写反动标语，被领导抓住后。在听到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的声音时，才乖乖地承认了错误。
被俘之前，许多军官都有“不成功必成仁”的思想，因此在战管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“愚忠蒋家王朝”的自杀事件。为避免同样的事故再发生，领导要求每个战犯把金子或首饰交给银行，换成存折仍由个人支配使用。另外，把所有剪刀、刮胡刀、小刀等收缴保存，每个星期使用一次。
许多战犯被关押后，妻子要求离婚，以求解脱。有的单方宣布离婚，还有许多与家人失去联系。这样一个时间段，战管所的领导一方面深入细致地说服工作，劝其不要离婚，另一方面，帮助战犯寻找亲人，通过亲人的来信，使战犯了解到家乡的变化。
古言：“金石所至精诚为开”。在党和毛主席的光辉下，不少的“花岗岩脑袋”也慢慢地转变了思想。
从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起，陈如日对的看法，便有了微妙的变化。在1951年的“三反、五反”运动中，陈如日受到的教育就更深刻了。
“三反”是“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”。全国解放后，变为执政党，进了大城市，有些人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腐蚀引诱，逐渐蜕化变质。如，刘青山、张子善、宋德桂等人，最后受到了人民法律的制裁。
起初，陈如日坚信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、“凡人为己者重”，但当他从广播中听到法院对刘青山、张子善、宋德桂的宣判，听到他们出庭时“叮叮当当”的镣铐声时，陈如日明白了，和真是不一样！和对待贪污腐化的官员态度也截然不同！是抱着“除恶务尽”的态度；是抱着“得过且过”的态度。
“三反运动”还未结束，即展开了“五反运动”——反行贿、反偷税漏税、反盗窃国家财产、反偷工减料、反盗窃经济情报。
1952年冬天，陈如日被押送到了德胜门外第二监狱。过了一个多月，他等来了判决通知书，他被判为死缓，当天就到了第二监狱的劳改队。
劳改队的队长叫边疆，也是一个“犯人”。边疆在苏联学习期间，原来负责保卫飞机场，一次飞机场起了火，一位苏联专家因救火而丧生，边疆回国后，受到了撤职和三年半有期徒刑的处分。因他劳动成绩好，受到减刑半年的奖励。
边疆队长在得知陈如日的情况后，便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的思想包袱很重。不过，你安心改造吧。只要老实改造，就会有好事发生的。”
“政府给你们判了刑，你们思想上也许想不通。认为过去没有对俘虏叛过刑，为什么现在对你们判了刑？你们要了解：过去是敌对双方作战，双方都有后方，释放后有去处，所以那时我们的口号是：‘留者欢迎，去者欢送’。大陆完全解放以后，情况就不同了。产生三种情况：一是罪恶不甚严重的；二是罪恶严重，但民愤还不大的；三是罪恶严重，民愤很大的。你们是属于第二种类型的……党和政府是愿意你们积极争取，重新做人。”
听了齐科长的报告，陈如日反省了好久。他明白了，“只有重新做人，才能早日成为新人。”
1954年，陈如日从第二监狱，转到宣武门外的第一监狱。第一监狱有间屋子，是“犯人收发处”，简单地说就是，各个看守所和监狱判了刑的犯人，先集中到这里，然后按照刑期长短再分往各处。
一般犯人，刑期短的，多送往天津北塘沽，从事农业劳动；刑期长的就分到监狱各工厂劳动，陈如日留了下来。据陈如日回忆说：
“监狱重在劳动，学习只是晚上收工后读读报纸。劳动内容是糊火柴盒。开始，我一天只能刷几百张，后来增加到一万二千张。”
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副所长来到监狱礼堂，给战犯们做了一次报告，说：“为了加强大家的思想改造，政府最近还决定让你们出去参观一次。你们对旧中国很熟悉，现在你们看看新中国成立只有六七年，建设事业的发展如何，思想上作个比较，就能识别新旧社会制度的优劣。这对你们加速改造很有好处。”
陈如日听到这一条消息后，十分兴奋。随后，陈如日等人在队长的带领下，参观了首都体育馆、故宫、清华大学等地。通过参观这一些地方，陈如日弄清楚了一个问题。那就是“为什么在很短时间内，就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呢？”原因不外两个：一是人民力量的伟大；二是领导的正确。
五一节刚过，陈如日收到了一张纸条。展开一看，原来是政府把他原死缓改为有期徒刑20年的通知。手捧减刑通知书，陈如日第一次流下了感动地泪水。
党和政府想方设法加速陈如日的改造。有一天，领导宣布要送陈如日等人到抚顺去。据陈如日回忆说：
抚顺的设备比北京好，但东北气候比北京冷，本来我们都穿着新的棉衣棉裤，政府又叫裁缝重新量过尺寸，另给我们做了特厚的棉服装，被子都过了秤，不足八斤重的一律加足八斤，褥子薄的加厚。
一切安排妥当后，1956年12月，陈如日等人乘火车去往抚顺。初到抚顺时，只是学习和课间操，没有劳动，但文娱活动却不少。平时每周至少一次电影，赶上新片多时，有时一周能看三次电影。
1957年，陈如日等人又参观了抚顺、沈阳、哈尔滨等城市，看到祖国一天天兴旺昌盛，陈如日反省自己曾对人民犯下的罪恶，思想大幅度的提升了一步。
1965年夏天，所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参观。参观地点在北京。去之前，由溥仪作了一次报告，当他讲到在管理所备受领导和工作人员耐心照顾时，声泪俱下。当时，陈如日看到这一幕，也不由得红了眼圈。仿佛溥仪说的话，正是他的内心独白。此时此刻，他的心里想的是：“党和毛主席是我的亲人！”
由于陈如日等人，常不出门。所以一出去难免会闹笑话。在清华大学，陈如日到了图书馆，一看脚下铺的不是木板，全是“玻璃”，走在上边，战战兢兢，可谓是“如临深渊”、“如履薄冰”，几乎连步也不敢迈。虽然介绍人说：“不怕，不怕！这是碎玻璃拼成的，穿上皮鞋用力踏也没事。”但是，陈如日心里还是不安心，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小心翼翼的。结果参观些什么，他倒是一点儿也不记得了。
1975年3月，陈如日终于等到了特赦的消息，他的内心相当激动。3月19日，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特赦战犯大会。大会由所长主持，辽宁省委副书记作了报告，黄维代表全体战犯致答词。随即由最高人民法院，发给每个战犯《特赦通知书》。
特赦闭幕后，所长当场宣布：“原四所、七所改为临时旅馆，所有管教值班和夜间锁门制度一律撤销，并遵照毛主席指示精神，发给每人精制服装一套，及其他日用品四十余件，零用钱一百元，全国通用粮票四十斤。”
21日，辽宁省委副书记到管理所参加欢送特赦释放人员的宴会。席间，平时管教战犯的工作人员，专门给他们斟酒上菜。有人笑着说：“你们改造好了，我们就是给你们端菜端饭，心里也是高兴的。”这番话，让陈如日等人听了感动地热泪盈眶。
4月5日八点半，陈如日终于回到了太原。他的侄儿、女儿、女婿都到车站接他。出站后，他们一行人去了太原饭店聚餐。此时，陈如日想了很多往事。他记得，在他被俘之日，他的女儿才满十四岁，刚刚考入初中。他对女儿的未来是很担忧的。实际上，他女儿不但继续上了初中，而且还大专毕了业，在中学授课已快18年了。
